烟草公司的肮脏手段 @ 麗麗蔣の旅日遊記

大公司如何暗中破坏大马烟草管制措施

矛盾的烟雾信号(1)

“…允许卖14支装的香烟到2010年，是要让吉兰丹和丁加奴的烟农有时间改种其他作物。”

-- 卫生部长（见2005年8月24日《新海峡时报》）

“…政府提出保护13,000位烟农作为展延的理由，和13年前所说的一模一样。”

-- 消费人协会联合会主席（见2005年8月25日《星报》）

“博特拉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超过18％烟民已经认识到抽烟的害处。抽烟的风气已经下降。”

-- 联邦直辖区公共卫生局副主任，沙里胡丁医生。（见2005年8月26日《星报》）

“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到110万名烟客已经戒烟的结论。”

-- 卫生部长蔡细历医生。（见2005年8月24日《新海峡时报》）

“卫生部驳斥博特拉大学的百万名烟民已戒烟的研究结果。”
（见2005年8月24日《星报》）

“头一年的“不要”宣传运动拨款马币2千万元，结果没取得所期望的效果。因为用了大笔钱的广告牌没效果，而通过媒体的宣传，又传不到目标群。”

-- 卫生部长。（见2005年8月24日《新海峡时报》）

从1970年代开始，烟草业者就已经有系统地破坏对烟草的管制。在过去20年来，他们成功地以指南取代了立法。即使当政府已经实行某些条例，如危害健康的警告和广告法令，但还是妥协了；严重地打击了日后的工作。

接下来要详谈的是烟草业者用什么抗衡手段，阻挠和削弱政府对大烟草公司的管制。事实证明，他们的策略非常成功和有效。因此，马来西亚变成了他们向全世界宣传的案例，宣扬他们在面对不利的政府政策时，如何利用游说达到有效地抗衡。

本文引用的烟草公司文件，可在阿逊塔（M. Assunta）和查普曼（S. Chapman）发表于2004年《烟草管制》（第13卷增刊2）学报上查到。

它的网站是www.tobaccocontrol.com

烟草的广告禁令和警告标签
利用所谓自我管制的花招

1971年1月，新加坡全面禁止香烟广告。它建议马来西亚的电台与电视也禁止香烟广告，因为新加坡可收到其广播。马来西亚政府却邀请了烟草业者，一同讨论禁止在公众场所打香烟广告和吸烟的建议。他们要求“更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，然后才提代替方案”。后来他们反对广告禁令，建议用自我节制的办法。

新闻部后来见了烟草业者，建议电视在晚上8点后才准播放香烟广告、同时打出警告。大烟草公司反对在广告中出现警告，不过接受了晚上8点后播放的限制。

马来西亚烟草公司（MTC）向布朗和威廉逊国际烟草公司报告说，这个措施，虽然少了一小时黄金时段，影响却是微不足道。”我们通过加强买进更多时间来平衡它的影响、巩固我们的地位，更何况赞助“直播”是免受这条例管制的”。大烟草公司是成功地挡住了广告禁令，只接受不会影响它们的宣传的要求。

1975年1月，新闻部重提1971年的计划，要香烟广告加上危害健康的警告。烟草业者的记录说明，“香烟制造商强烈反对有关警告字句”。结果，这计划在3个月内告吹。此外，新闻部也搁置了一项宣传吸烟害处的电视宣传运动。

警告标签和反吸烟运动
采用拖延战术

1976年2月，卫生部获得内阁的同意，在学校推展反吸烟运动，规定香烟盒印上危害健康的警告和说明尼古丁的含量。大烟草公司的对策就一边尽量多和政府举行拖延时间的会议，一边就准备自己的有关标签的建议。1976年7月，它们提出集体反驳，认为不应该毫无区别地使用危害健康的警告标签。它们的理由是：“…太常用看来没真凭实据的警告标签，对于已经知道其危险的产品，只会降低合理的警告的效果。”它们的理由，含有吸烟的害处还未确定的意思，尽管在美国（1967）和英国（1971），它们的母公司已经不得不在烟盒印上危害健康的警告。

它们建议把所有香烟的焦油量分5级：低、中低、中、中高和高，取代用准确数字的方式。大烟草公司认为这种区分法比较有意义，因为“较为马来西亚的消费人所了解。就其误差来说，也比数字更接近事实”。然而，1977年进行的马来西亚消费人调查说明，“知道香烟所含的物质的人相对地少…懂得“焦油”的人更少，不超过10％…然而，即使是那些自称懂得一点尼古丁和“焦油”的人，其实也不甚了了。”其实，大烟草公司说消费人“比较懂”焦油级别，是和它们自己的调查结果互相矛盾的。

大烟草公司以烟盒警告标签和没有警告标签的产品作类比，讥笑有关烟盒印警告的建议。它们的意思是，这种警告只会制造“狼来了”的情境。它们说：“一些对周边、或产生的副作用、可能具有长期危险的产品，如蛋、牛油，或其他高胆固醇产品，如糖、啤酒，或者是酒类，甚至是有“潜在危险”的产品如汽车、电单车和刀子，通常都没要求贴警告。”它们的理由是，强制贴警告标签，是一种对它们的任意处罚；是惩罚一种合法的产品。认为这种做法，对任何人都没有积极的意义。

香烟广告禁令
以自愿节制来化解

1977年5月，政府再提起限制香烟广告。副首相、贸工部长、烟草业者、广告商、报社、产品公司和马电视台举行了一次会议。

可是，会议的焦点却是自愿节制。过后5年，烟草业者成功地把自愿节制变成政府通告、讨论、反建议和延长期限的一个抛来抛去的球。最后是顺从了烟草公司的意思。

一年后，马烟草公司对广告限制一事报告说：“有关可能限制广告的言论，已经存在多年。总的来说，通过与新闻部的对话，本行业相当成功地挡住了它。”

原本由新加坡在1971年提出的全面禁止香烟广告的事，从来就没再提过。大烟草公司乐于牵住马来西亚政府，只谈极主观和无效的自愿节制准则，取代了立法管制。

正如马烟草公司的报告所提到的：“简单地说，要挫败这些准则，不是通过逻辑辩论，而是表达方式…要懂得聪明地用逗号和句号，使传达给消费人的意思，和审查局所批准的完全不同”。大烟草公司把这些准则看成是：“在广告模特儿的年龄和儿童看电视时间这些问题上，本行业者的自愿妥协，不会有什么损失”。

有关危害健康的警告
争取时间

关于抽烟的警告，内阁原先接受了的烟草业者的建议是“吸烟能危及健康”。但是，在马来西亚医药协会建议下作了修改，删去“能”字。这事宣布后，大烟草公司要求展延实行，因为它们“有4到6个月的烟盒存货。假如在1977年7月实行，这些烟盒要报废，它们就要蒙受巨额损失；马烟草公司约54万元，乐富门公司约84万元。”

假如在别国没被要求做的事，烟草公司绝不会接纳。它们成功地推迟了警告标签的实施日期（本地产品是1977年10月1日，进口香烟是1978年1月），同时也把警告字眼“吸烟危及健康”写得一般和无力;这字眼还得归功于政府，不是大烟草公司。至于内阁的在学校推展反吸烟运动的决定，则从未进行。

至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全球策略，则强调要把需要警告标签的事归功于政府，或者是一个官方组织；但警告标签不可提到吸烟引起任何一种病症。“假如政府提议的字眼暗示、或说明、吸烟引起的某种疾病。我们的公司就必须在反建议中全力反对到底”。

英美烟草公司建议，它们的公司反对任何在烟盒印上尼古丁和焦油量表的措施。因为这可能意味可因健康索偿的后果。不管怎样，“在可能实行标明最大焦油和尼古丁产生量的情况时，要大力反对；万一无可避免，则要寻求批准能涵盖所有牌子的量级。必须考虑到，一旦确立了最高量级，日后政府会把它降低；这可以肯定是无法避免的。”

对于公开香烟成分方面，它的政策是“尽可能不在烟盒印上、或者不在广告提到香烟所产生的物质的数据、或者是焦油类的数据。不过，与限制打广告相比，这种要求还是比较好的选择”。

有关危害健康警告
把字体缩小

1977年5月，政府尝试限制烟草广告。结果，广告上只准出现包装香烟和危害健康警告。由于不满香烟公司没完全遵守条件，政府劝告它们必须严格遵守媒体宣传的准则；必须加大警告字眼，使它清楚易读。

可是，在接下来几年，香烟广告上的警告字眼，还是很小；是烟盒上6毫米警告字眼的2倍而已。这么小警告字眼，印在整版的报纸上，或者是巨大的广告板上，是看不清楚的。

大烟草公司一直保持警惕，要抵销政府的措施。在1980的年烟草制造商会议中，有一份报告详细说明怎样对抗政府的限制。RJR公司报告说，“这场战争还没了结。马来西亚的香烟工业绝还不可能高枕无忧”。

禁止香烟广告
要找内应

1982年1月，政府宣布，禁止入口香烟直接在马电视台打广告；本地生产的牌子，也只能在晚上10点过后打广告。这项措施要在1982年3月15日才实行。大烟草公司马上展开强力的游说，逐周逐周地计划它们的行动，要求取消这个决定。

就如以前一样，它们的策略是先鉴定哪些是有影响力的官员，和他们搞好关系。然后，“表示烟草工业者遗憾和不满的事情是：a) 禁止入口烟在电视和广播上打广告的通知时间太短；及b) …上诉反对有关限制，要求撤消。”

通过CMTM厂商公会，它们重新审查之前的广告上必须附上警告的条件，得到的结论是：“吸烟有害健康”这个警告的尺寸，是“非常不利于烟草业的利益的”。

这回，大烟草公司把它们对政府的影响，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；直接干涉政府的行事程序。在只剩下不足3周的时间，CMTM的执行董事会见了“…在副首相署的高级联络人，要知道影响它们的生意的文件，《香烟广告指南》，已经到了怎样的境况。大烟草公司利用它的内部高级联络人抽出了政府的机密文件。到了副首相桌上的文件，就这样被抽走，让烟草业者在必要时可以提供其意见和修改建议。它们得到一周的时间来提出反建议。”

如此的内应，证明对烟草业者是至关紧要的。因为，原本订于3月3日召开的内阁毒品委员会会议，就是要讨论这份文件的。结果被展期“…到烟草业者提上建议”。内阁委员会本来要讨论是否全面禁止香烟广告，或者是把现有的香烟广告准则改得更严格。一个星期后，CMTM的执行董事亲手把反建议交给副首相署里的联络人。

在接下来的4个月，烟草业者直接向几个政府部门的高层官员加紧游说；争取支持其反建议，同时也提出反对全面禁止或更严厉地限制香烟广告。结果CMTM得到保证说，贸工部、初级产业部和农业部会支持其建议。

类似的游说，而且是同时游说其他政府部门，已经证明是非常有效的。结果这些部门不是完全反对禁令，就是采取中立的态度。烟草业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，就是取消了政府禁止香烟广告的决定；这项禁令原本是要在1982年3月开始实行的。

政府咨询大烟草公司对非官方组织的看法

禁止香烟广告的课题在1982年8月又冒了出来，这回是因为政府首席秘书发出的1982年第12号通告。通告的内容包括禁止在电视和广播打香烟广告。由于已经和重要的政府官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，大烟草公司见了两位内阁部长、一位副部长、一位总秘书、两位副总秘书和一位副总监，申诉反对有关通告。

这回，烟草业者被邀请对压力团体，如槟城消费人协会和马来西亚消费人协会联合会等的角色，提出看法和建议；对所提议的处理吸烟与健康问题的“一站式团体”，提出理由；说明他们对限制香烟广告的立场及提出反建议。

在不到一个月之内，烟草业者“通过高层的消息来源”得悉，“各部门的主管已接到口头通知，要“弹性”执行第12号通告的指示。”尽管如此，电视和广播的直接香烟广告禁令，还是被执行了。

香烟广告禁令
利用间接广告

当直接的香烟广告禁令在1982年实施之后，烟草业者便利用间接的香烟广告和商标多样化的方法来促销。为了取信于公众，烟草公司设立了小型公司，弄成像和烟草没关的独立公司。

烟草公司设立了旅游社、唱片店或者时装店，作为装门面的生意;集体花百万元在电视、报纸和广告牌宣传香烟牌子的名字。

烟草公司把它们上述这种商标多样化公司扮成独立的公司，与英美烟草公司没关，而且注意“资金流动必须保密”。一份英美烟草公司的文件指出，商标多样化公司要能符合几个标准，包括“在法律上可防守；能应付外界的审查和挑战；商标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，要用各自割据和没有支配者的方法经营。”商标多样化公司在马来西亚的活动，就符合以上标准，可以确保继续不断地打广告。

每个牌子选择一种最适合其形象的活动，或者是大型节目，如音乐、旅行、时装和运动。雷诺斯公司（RJ Reynolds）利用赞助音乐表演来打它的沙林牌子的广告。菲立普莫里斯公司，自从马宝路人被禁在广告中出现后，就用马宝路的体育世界来做宣传。

媒体依赖广告的收入和统治精英的支持，对拖延禁止间接广告，起着某些作用。

广告宣传对烟草工业非常重要。虽然直接的香烟广告被禁，商标多样化公司却使它们能在全世界继续宣传香烟牌子的名字。一份英美烟草公司的1987年文件写道：“广告是推销香烟的命脉”；而所有推销、促销、赞助活动和商标多样化，“全部都有助于建立牌子的形象，因此，应该不断突出同样的形象…由于广告的限制越来越多，这些“其他”媒体的角色也就越来越重要了”。

其实，英美烟草公司透露了选择牌子的基础：“香烟从来就不是一种逻辑性的产品。牌子的选择，常常是决定于通过无数的历史、传统、名称、口号和宣传的变化所形成的形象。它的吸引人，是情感更多于理性的选择”（强调原创性）。

由于烟草公司在促销方面的预算相当大笔，广告商肯定能从中受益，和它们配合。马烟草公司报告说，“马烟草公司的广告商，KHK 尼汉姆（Needham），表现得有如马烟草公司的推销部的一个部门。它的主要执行人员很清楚市场信息、趋势、牌子、开发和研究，一如马烟草公司的一些主要销售人员。”

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，烟草公司是最大的广告客户。马烟草公司报告说，1986年，它的电视广告占马电视台广告的75％。在第三电视台，乐富门烟草公司的广告占了64％，比马烟草公司和RJ雷诺斯公司高。在1987年，烟草广告花了2千5百万美元；下一年就增加到3千2百万美元。

1990年代中期，大烟草公司成为最大的广告商，占了全国广开支的25％。进入2000年，广告费仍然占去大烟草公司的大笔运作费用；大概每年花4千万美元来宣传它们的牌子。

英美烟草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广告费，约占总体运作费的26－28％。

从1982年开始便禁止在电视和电台打香烟广告；1994年，扩大到所有大众媒体。尽管如此，在国家领袖的支持和批准之下，烟草公司还是成功地利用了间接广告，化解禁令长达20年。

2002年8月，卫生部长宣布，除了足球赛、赛车和藤球赛，由2003年1月1日开始，马来西亚将禁止一切形式的香烟牌子的广告。一直到2004年中，这项宣布还没变成法律。

赞助1998年英联邦运动会

英联邦运动会的章程写道：“不准有任何促销烟草的广告，或者是主要从事售卖烟草或烟草产品的公司的广告。”1998年，马来西亚主办第16届英联邦运动会，竟然违反运动会章程，让烟草公司通过国家体育理事会赞助此项运动会。这件事情，从未向大众披露。

在1993年，体育部长邀请烟草公司赞助和捐助1998年英联邦运动会基金会。英美烟草公司通知马烟草公司，它将赞助1998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运动会。它将把钱交给国家体育理事会，而不是直接交给英联邦运动会基金会。理事会将致函烟草公司，请求捐助。他们有效地做到，“烟草业者将…’赞助’目标群和国家体育理事会的工作，但是只要有限的宣传，这样，捐款可以当作是宣传牌子的运作费，避免在年报中必须作特别的说明…建议5年内捐款马币25千万元，从1994年1月开始…”。

当越来越多人知道马烟草公司赞助英联邦运动会的时候，英美烟草公司便提出处理公众舆论的建议：“…马来西亚烟草业者假定公众已经知道了上述赞助活动，可能面对质询。因此，最好能以假定会面对的调查来准备一套烟草业者所同意的、共同的问与答”。烟草公司保证赞助运动会的经费，远远超过预计的费用；据1994年的估计，费用是5,260万美元（马币2亿元）。不过，英联邦运动会基金会本身却不知道有这项赞助。

破坏卫生部的努力

1992年7月，马来西亚卫生部宣布计划拟定《烟草产品管制条例》，内容将包括禁止所有直接和间接香烟广告。这将是第一份全面的烟草管制法律。卫生部决定在该年底实行禁令。

CMTM草拟了一份计划，提到有关吸烟的“政治气候”改变急速，情况堪忧。它怪罪国际组织，如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和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，还有公民组织，指这些组织影响了政治人物反对吸烟。它们搞了一个“君子协定计划”（Project Muafakat），主要的目的是“保持本行业自由销售的现状”。

在一项“交给大烟草公司的"协调妥善的反威胁行动计划"”中，它建议了8项策略，包括寻找所有的政治途径、动员本行业的同盟者和第三者，以及要弄出一套适当的政治策略。它的目的是“通过有效的联络人，接触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官僚，阻止法规被通过”。

这项计划选择了一些政治目标，包括了部长、首相、副首相和政党高层；“探索是否能在政党或政府的计划层次、寻找适当的政治上的支持”。另一个策略是赞助“已知是重要政治人物支持或参与的”社区活动。马来西亚不像美国；在美国必须公布捐给政党的款项；马来西亚没有这样的机制。

从1993年5月通过和1994年在宪报公布的《烟草产品管制条例》（Control of Tobacco Products Regulations）的最终定案，便可以窥探“君子协定计划”的影响。卫生部原本要禁止的间接广告，如商标广告和赞助活动，都没实现。条例里完全没提到用香烟商标的非烟产品广告和赞助活动，因此为间接的香烟广告打通了路，可以像以往一样宣传。

冷气餐厅也没禁烟。相反的，条例只要求设吸烟区和非吸烟区。威胁健康的警告，原本建议印在烟盒的正面；条例却规定在侧边，这使它较不显著。这和英美烟草公司的建议有关。它说，“威胁健康的警告，巧妙的位置和颜色的使用，可保证它在整体设计上，对吸烟者的影响最小；清晰度最低”。也没有征收5％的管制烟草宣传活动费；这本是大烟草公司所担心的。

禁卖烟给未成年人，让烟草业者可以就未成年者吸烟一事摆出负责任的姿态。它们支持预防青年吸烟的措施，使它们得到正面的宣传，结果帮助它们使原本的立法限制销售被搁置了。

1992年，公关公司禧尔与诺尔顿（Hill & Knowlton），向菲立普莫里斯公司建议，“（假如菲立普莫里斯采取）更激进的立场，便可以使公司在更高的道德课题上亮相，中和掉烟草课题和把焦点转移到其他更吸引人的产品”。1995年，菲立普莫里斯的执行员说：“在青年买烟的问题上，假如我们能够影响积极的立法、或其他行动…我们会保护我们的事业和前途”。

简单说，1993年条例里没有什么足以真正威胁大烟草公司。烟草业者又一次展示它们的力量：它们可以击败马来西亚的法律。

找大人物支持间接广告和赞助活动

烟草业者的间接广告和赞助活动，是得到高层领袖，包括元首、首相和内阁部长等认可的；而且也得到媒体详尽报道。这可以成为一种很巧妙的手段，阻挠马来西亚政府禁止间接香烟广告。举个例子，马宝路赞助赛车，帮助了当时的首相把第一方程式赛车引进马来西亚。1997年4月举行的马宝路马来西亚大赛车，就是由首相挥旗开赛的。

大烟草公司在新闻部有一位支持者。这人控制马来西亚广播与电视台。1990年代中期，该台约40％的广告收入是来自烟草公司。部长表示，该台不可没有烟草公司的钱。尽管卫生部长、消费人团体和公众卫生工作者一再呼吁完全禁止香烟广告，新闻部长却积极维护烟草业；而且还为它们的活动主持开幕。菲立普莫里斯说得准：“…政府需要收入，不同的部长、部门不断要求制造商给更多的电视机、更多的赞助费和更多的捐款。最终，由于我们的对手全是本土公司，股东是也本地人，他们接受和支持马来西亚人的习惯作风，因此常常得到马来西亚官员的保护和支持。”

在1981年，菲立普莫里斯弄出一套称为“回应反烟范本”的手册，发给公司的分支机构，可在生意受政府干涉所威胁时使用。显然，这份东西，从所用的字眼，如“早期警告系统”，“反驳选择性的攻击”，“尽力反对限制…”和“抗击政府的干预”，可知是要用在发展中国家的。

1981年5月，菲立普莫里斯亚洲公司在吉隆坡进行职员培训时，上述这套模本，便是培训手册中的一部分。那些要立法管制烟草的政府官员，被看成是“…野心勃勃的政客、医药官员、政府官员，都想以制订法律、发表文章等等损害烟草业的手段来建立名声”。

上面举的例子，说明大烟草公司一直在破坏卫生部要立法管制烟草的努力，阻挠和拖延政府控制烟草消费的措施。在管制烟草的课题上，政府与大烟草公司对话了30年，应该认清，所谓“指南”，对减低烟草消费是不会有效果的。

早在1971年，新加坡就已经禁止任何形式的香烟广告。他们一次过就解决掉的事情，马来西亚却要30年来执行。否则，在这整代人当中，很多人得以免受痛苦、疾病和死亡。从大烟草公司内部文件泄露的消息，再次证明，我们的确需要广泛的法律和条例来管制烟草工业。

矛盾的烟雾信号（2）

“联邦直辖区公共卫生局副主任沙里胡丁医生，否认有关运动完全失败了。他说，“不要”运动分几个阶段进行…

“第一个阶段是介绍“不要”这个牌子…第二阶段是行为的改变，这最少要10年才能看到一点成效。”

-- 联邦直辖区公共卫生局副主任沙里胡丁医生。见2005年8月26日《星报》

“…“不要”运动海报上挤熄香烟的图像，反而提醒烟民抽烟。”

-- -马来西亚消费人协会联合会顾问韩丹.阿德南。

“内阁决定展延禁卖14支装香烟到2010年，是为香

烟公司的销量打了最好的强心剂。”